二年（253），诸葛恪领军二十万围攻曹魏合肥新城，连月不下，时值盛暑，军中爆发瘟疫，“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迫使诸葛恪无功而返。三国时期的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双方往往都难取胜，与这些频繁爆发的疾疫制约不无关系。
瘟疫对汉末三国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进因果关系。汉末三国间，以巫师方士为主体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环境因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是以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为社会背景的。前已论及，三国时期是秦汉以来自然灾害高发期，有文献记载的瘟疫次数高达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并不亚于战争中的人口减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后来魏文帝曹王回忆此事沉痛地说：“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三国末期发生于洛阳地区的流疫，竟然夺走该地区几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瘟疫给时人造成的劫难惨状是触目惊心的，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这些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
流行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天师道即以宣扬长生不死为号召，以镶灾疗病为聚众手段，对当时处于战乱、瘟疫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有极大吸引力。《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张鲁割据汉中施行五斗米道，“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也说：“初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8页 / 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