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兴家的基业。”
“我等就听高员外的……”
“我出一万贯。”
“我出八千。”
……
一场宴会，一口气解决了官府粮票滞销的困境。按理说，苏轼也好，李逵也罢，都应该感谢这些参加宴会的颍州乡绅。可实际上，这些人才是颍州官府最为头痛的对手。
大宋的商人是嗅觉最为敏锐的一群人。
早年间的商人，或许可以靠着信誉，强大的资本，获得丰厚的利润。但在大宋建国一百多年之后，官商这两个一度被其他王朝畏如蛇蝎的利益体，在大宋再度结合。于是商人的能量越来越大。
并且超越其他王朝，几乎成了大宋商人，至少是豪商的标配。
唯独有一种商人脱离于这个群体之外，那就是海商。
大海对于大部分来说，都是有着无数风险的危险之地。但凡有其他的出路，都不会选择跑海。而大宋的海商，利润最为丰厚的从泉州去往中东的海路一直被阿拉伯人控制着，大宋的商人只能在南海一代进行航海和贸易。
即便如此，海上的风险也只有非常人才能忍受。
这是和大海搏命的险路，普通人可没有这份胆量。
在大宋境内的商业，货物往来，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神秘。可真要是权贵，和权贵有着密切联系的豪商，想要知道消息并不那么难。
一开始，苏轼不被颍州商户重视，那是因为苏轼的文采好，但从来没有过商业和政绩上的优秀表现。属于没人知道苏轼如何应对颍州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的反应。按照常理来说，苏轼应该很快就会调任，颍州的事和他没多大关系。
其次就是，谁也不清楚，苏轼会求助，会向谁求助。
按理说，苏轼虽然在官场人缘欠佳，但他还是比较被保守派接受的。毕竟，太皇太后高氏就非常喜欢苏轼的文采。
同时，苏轼和变法派的关系，自从乌台诗案之后，就变味了。
虽然，他有很多朋友还在变法派阵营之中，连王安石被罢黜之后，苏轼还特地去王安石的老家看过王安石。相传俩人相谈甚欢。
但给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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