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年间大唐国家整体财政收入，即便是以户税二十分之一计，也达到了四千万缗之巨。
如果以这样一个比例来计算的话，去年朝廷在陕西道流失的赋税额度应该在三到四百万缗之间。但事实上，这个数字只大不小，因为朝廷核算财政收支，诸物折钱主要是以和市官买物价作为标准，而这一物价较之真正的市场物价通常要低两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陕西道诸州财政还不仅仅只有租庸调，像是陇右的牧监税草、河曲的盐税，以及诸州物料土贡，包括诸羁縻州府所进方物贡赋，陕西道诸州每年能给朝廷带来起码一千万缗以上的财政收入。
也正因为物货数额如此庞大，李潼才要想尽办法的将物货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区区几百万缗，还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费周章的谋算。
长安城这些豪商们看似挥金如土，阔绰至极，但事实上怎么能跟整个国家的财政力量相比。哪怕仅仅只是钱财计数，彼此体量已经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无论是朝廷，还是行台，都远非这些民间资本能够撼动的。
但朝廷财政收入虽然体量庞大，但物料品种也是复杂无比，很难进行直接变现，当然也没有大规模变现的必要。
毕竟如今民间的工商体系仍然远不如朝廷，一直到了安史之乱后、朝廷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力度直线下降，才使得民间工商资本得以壮大起来，直至五代两宋，更诞生出颇成规模的市民阶级。
总之，在行台府库空竭，度支计簿赤字成堆的情况下，雍王倾尽家私、凑出这样一笔巨款，虽然跟所拖欠的总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显示出雍王的诚意。
起码以李千里为首的这一干朝廷使者们，也实在不好再发表什么意义。行台的财政现状，他们是知晓大概，以目下行台与朝廷的关系，再加上雍王于关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与权势，哪怕耍赖到底、让他们颗粒无收，他们也根本无计可施。
但雍王并没有为难他们这些走使下僚，反而积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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