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军将士们再按照两衙旧有结构进行分配，而是简单的划分为靖国六营。
不过随着朝廷转回长安，这种简单的划分当然不能满足复杂的宿卫与仪仗等诸用。所以在离开洛阳的前夕，诸伴驾拱从队伍又进行了一番改制。
靖国六军直接确立为殿前六营，分别由内卫六中郎将监押宿卫。至于原本南衙的军事结构，则确立为京营指挥司，外军番上以及原十六卫亲勋翊三府将士皆置于京营，由十二卫大将军三番轮流担任京营指挥使。
至于不担任京营指挥使的四卫大将军，则分别是左右千牛卫与左右金吾卫。左右千牛卫仍押左右厢备身、亲事，为武官供奉之班。左右金吾卫则仍领街使、街徒，负责全城警戒、缉捕事宜。
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南衙军事体系完全退出了宿卫职能，唯一保留下来的千牛卫也只担当仪仗之用。外朝特别是政事堂，对军事方面的干涉被极大的压缩。
唐前期，南北衙军事之争一直是京畿军权的斗争焦点。隋唐政权源于一系，彼此之间制度结构上的继承关系可谓深刻，所以在大唐创业最初，南衙便拥有着极大的权力。从高祖李渊开始，便在有意识的加强北门的军事职能。
一直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左右羽林军与千骑的先后创设，使得北门力量激增，两衙之间在职能上的冲突与矛盾变得更加明显且尖锐。
上半年发生的连场事变，更可以说是两衙矛盾爆发的一个集中体现，南衙将士南下潜迎庐陵王，北衙军众更是劫君而走。
就算是没有这一次事变的爆发，大唐本身的宿卫体系也是不够合理的。开元天宝承平年久，边军越发的壮大，而中央宿卫军队则就是长足的退步。
府兵制彻底崩溃，原本应该由南衙统合的军事力量被诸方镇节度使截留于地方，同时北衙因为亲从性质，虽然在宿卫体系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但又被宦官群体所把持。
所以到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地方上藩镇林立，中央则就是政变成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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