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都是以数千计，要在短短两三月之间完成，无论是皇帝还是选司官员们，也都没有精力与时间去逐一过官审察，只能通过一些直观的标准去判断选人。年资并不是最灵活的，但却是最合理的。
就像后世许多高校学子吐槽高数实在折磨人、且实用性不高，但这一门课程本也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一般困境才开设，就是一个纯粹的智商游戏，以此形成一个直观标准判断优劣。
通过铨选资格标准的调整，虽然能够在年资方面给外官们提供一定的保证，让他们宦游年资更有价值。
但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弊病的，毕竟早年许多获罪的流人贬人就事偏远州县，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加上监察力度的不足，所以想混出一个较高的年资履历还是不难的。这一部分人若不加审辨，又会得到新政施行的便利，轻轻松松混到高位上来。
特别是地方上一些佐员判官们，更是这种现象的重灾区所在。
比如通泉县大街痞郭元振，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光景，只要能将县令主官安抚好、不上发其劣迹，就能舒舒服服的当个害群之马，哪怕朝廷派遣诸道御史采风观政，主要关注的重点还是州县正官，对这些判官佐员则就难以深入了解。
当然郭元振是大器小用，一俟抓住机会便能青云直上、建功立业。但是更多的州县佐员判官，则就只是单纯的混。
针对这种监察制度的不到位，李潼也跟诸宰相们讨论良久，决定暂时不宜正面触碰这个问题。比如将监察区细作划分，或者频繁派遣御史。
这一类的举措虽然能直接收见成效，但却会造成地方官员群体性的恐慌，使得本就存在的吏治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治大国如烹小鲜，用力过猛必然会适得其反。
当然已发现的问题也决不可视而不见、继续姑息，虽然不宜正面触碰，但却可以从侧面突围。在经过一番讨论后，朝廷决定在道与州之间再设立一个新的执行单位，暂且称之为路。全国州府划为三十四路，但并不负责具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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