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立国以来，便奉行重内轻外的策略，不仅仅只体现在军政格局上，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建造同样如此。这些考前的讲经培训除了增加诸州选人们的考选及第几率之外，也是要通过这些人将朝廷在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些革新与改变传达到地方。
诸州贡举人们对于这样的机会也是极为重视，毕竟两京作为帝国的中枢，整个天下精英云集于此，在经术学问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非地方州县能比。所以就算日常痴迷流连于长安城的市井繁华，可每到国子监讲经之时，也都少有人缺席。
大唐对贡举人的选拔，是以州为单位，根据州治规模，每州给予一定的名额，通常是在一到三人之间。天下州府三百余数，按照这个数据规定，每年参与科举选拔的大概在千数人间。
不过由于去年国中动乱频生，加上皇统更改，所以朝廷对于开元元年的第一次科举也都放宽了规模的限制。除了每州固定的名额增加外，还增添了诸州学子投牒自进的比例，因此今年入京参加科举的人便达到了三千多人、将近四千众。
诸贡举人们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各自前程，而朝廷考虑问题的视角要更加的宏大。科举制度虽然施行多年，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吏部主持并筹备科举事务。这样的安排，无论是科举还是铨选都控制于吏部一手，使得吏部在尚书省六部中职权一家独大，毕竟人事权乃是政治的根本，朝廷虽然分设尚书六部，但其他五部在职权上与吏部相比，根本不是一个体量等级。
这样的安排，诚然不利于权力的分割并立与相互制衡。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让吏部选司的职老要更加繁重，从秋冬到春夏几乎半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忙碌选礼。
李潼当然也想过将科举的筹备与主持转移到礼部中，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两句话那么简单。
吏部主持科举多年，相关的仪程人员等等诸事，都已经有了成熟的运作经验，若转移到礼部去，诸配套还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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