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的价值虽然巨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陈垣在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将“特勤”误为“特勒”，卷一64：“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
另外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偶有误为“鱼志弘”，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记载为“大安”。
再如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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