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了承庆殿，将朝中的大臣全数招来，处理积压的国事。
一直忙了几天，这才在李承乾的提醒下，想起了杜睿的那部书，原本太宗是不怎么重视的，杜睿虽然有才华，但毕竟年岁尚小，当初知道他要治史，太宗还有心规劝，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何能似左丘明，司马公那般做的这般大学问。
修史和作诗完全是两回事，修史一般要有大才华，大毅力的大儒才敢干，比如杜睿诗词歌赋写得再好，写得再怎么家喻户晓，却也难以匹敌司马迁，班固等人。
但是将普一拿在手中，太宗便惊呆了，这如何能是一个十二岁少年所写的？而且杜睿这部所采用的叙事方式第一次在编史上用了编年史，而且文字流畅、场面描写精彩，分明就是一部难得的史家绝唱。
且不提其他，单单是这部的意义，绝对称得上“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八个字。
在原本的历史上，司马光为了写，在洛阳的十五年，几乎耗尽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几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
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
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此书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
后世清代学者王鸣成就曾说过：“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新中国伟大的领袖就看了十七遍。
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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