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老江湖，“政治指导员”这种事情，就是特殊时期特殊办法。
哪怕是邪教徒暴动，其核心骨干，往往就是邪教中的香主、堂主之类，然后再以香主、堂主为军事主官。
这种分析，早在汉朝末年就有了。
典型的就是“黄巾起义”，当然国朝的历史书上，定性为“黄巾之乱”，但是在安仁军中，其叙事就是“起义”，性质有着决然不同。
“黄巾起义”的军事主官，往往就是“大方三十六，小方七十二”的宗教头目，然后教众成为兵员，军政一体，政教一体。
在常克恭青少年时代，花重金求学的时候的，就学过“政治指导员”五个字。
“政治”这个词，在皇唐天朝的解释中，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施政”“治理”，复杂的意识形态诞生，使得“政治”早就更加的复杂。
如今安仁军的诞生，以常克恭的见识，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早晚都是有的。
只是没想到会如此“成熟”。
“政治指导员”作为军事主官，可能不是最强的，但在发展期，一定是最稳定也是最忠诚的。
而稳定，也是因为忠诚。
同时这种稳定和忠诚，仅仅是内部的表现，外在看来，比如说黄世安、邓克等等帝国精英，他们看到的，只有超强的破坏力，恐怖的战斗力。
要压倒安仁新义勇，普普通通的一军之将，不足以完成镇压，需要的，必然是集团军、兵团。
而现在，恰好出现在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窗口期。
帝国的中央军，迟迟没有调往鄱阳湖和洞庭湖，抑制“靖难军”的痕迹、动作，也是基本没有的。
很显然，不是中央军出了问题，而是帝国中心出了问题。
中央军应不应该调往，调动之后应该调动多少，在此时出现了问题。
因为皇唐天朝的疆域之中，出现的大规模动乱，绝非只有“靖难军”一支。
按照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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