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刘钰谈完了大顺盐改的脉络，往远了说，可以追述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往中间点说可以追述到唐德宗大历十四年；往近了说可以追述到万历四十五年。
回首往事，再看看刘钰针对性的改革方案，他和一开始设想的改革完全不同，太多向现实妥协的地方。
到现在，改革的手段和策令，完完全全滑向了修修补补、饮鸩止渴。
大明朝的纲盐之法，囤商法权，最终引发了有盐引的大商人坐地收钱，真正转运的盐商饱受盘剥，官盐涨价，私盐畅销，最终盐政几乎崩溃。上不利国、下不利民、惟利盐蠹。
大顺这边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方案，按照刘钰的分析，最多十年，小商人破产，大商人垄断盐票，只是把原本世袭的盐引，变成了资产世袭再去买盐票，脱裤子放屁还是一回事。
现行的考虑现实的改革方案，则意味着原本的盐户、坐商破产，要么贱卖盐场要么苦守待死；明票暗引的政策，意味着最多二十年，旧的大盐引商没了，暗地里扶植的新盐引商又起来了。
他支持刘钰的手段，一方面因为这摆明了是已经征得了皇帝的同意。
另一个原因，则是刘钰把鸩毒的发作期，延后了二十年；而他的方案，按照他被刘钰说服的推演，鸩毒发作只要十年甚至五年。
这个推演的假设，还是大顺的豪商反应迟钝，两三年才能反应过来可以囤票卖票不卖盐，换言之这个十年鸩毒发作的前提是大顺的商业资本家是一群傻吊。
然而，在他来之前，是幻想过一劳永逸、治标治本的。
一个雄心壮志幻想着治标治本、一劳永逸的人，最后发现，无论怎么做，最大的进步、倾尽全力，只是让鸩毒从五年发作，延长到二十年发作。
甚至在他死之前，就能亲眼看到他曾幻想过的治标治本一劳永逸的盐政，再度崩坏，鸩毒发作，再度轮回。
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一种多么无力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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