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几十年前还是蛮荒之地的俄国，正在以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大顺，且又夹在大顺和西欧之间的非常别扭的形式展开。
如果非要给这种别扭，找一个多少相似的、但其实不怎么相似的故事，大约可以简陋地理解为“俄国版的新文化运动”。
发生在今年的事，算是后续的西化派、本土派之争，以及由此引出的“俄罗斯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俄罗斯民族的自我定义、我是谁、我是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欧洲人也不要我亚洲人也不要我我在哪、俄罗斯是否有社会学层面的特殊性”等问题的一次加速。
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崛起，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
大顺与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分化的根源，源于大顺这些年因刘钰而产生的变化，让文明等于西欧这个概念毁灭，并试图形而下地通过工业化文明的普遍性，将普遍的伪装成民族的，并且一直试图用普遍的阶级间的斗争粉碎旧时代。
同时又用大顺文化、宗教、传统的特殊性，以及刘钰所掌握的体系化的知识，明确地分化了实学和西学，避免了这个脑子转不过来的迷糊问题。
但俄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在罗刹宫廷里，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从她的新晋宠臣舒瓦洛夫的手中，接过了前一阵玩雷电风筝侥幸未死的罗蒙诺索夫的两份上书。
一封，题目是：标准俄语语法，以及明确古斯拉夫语与白话标准俄语使用场合的奏请。
另一封，题目是：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并不设置神学系的奏请。
然而，实际上，第一封奏请，在一开始，就在类似大顺“实学还是西学”的问题上，弄出了扭曲无比的矛盾。
这种矛盾，用直观一点的理解，大约类似“汉语拉丁化”问题。
即：我们落后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甚至可能文化语言上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之类的，暂时落后且又有意上进的民族，所遭遇到的普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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