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开，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贵族势力，却依旧把持着政治；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专营制度等，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层层论证，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重商主义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而刘玉，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
但之后的展开，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发展的还不够强大；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有疑虑；大顺打赢了一战、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改革还在继续，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
正如老马所讽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他们就会崩溃”。
魁奈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农业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让科尔贝尔滚蛋，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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