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知道你该往哪走，你学艺，‘造个车’出来，到时候方向跑反了，那不是距离正途越来越远吗？”
这也是为什么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伪书考证”问题时，牵扯到周礼、尚书等是否是“后认杜撰”的考证问题后，颜李学派这些人如此的激动、反对、争论。
就源于这个“由外而内”的问题。由外而内的基础，是得有《周礼》、《尚书》等这些上古典籍的“制度”。
最终是要通过“复古时制度”，来达成外功练的是正道的最终目标的。
如何保证“由外而内”练的内功不是邪路这个问题，是大顺学了宋儒永嘉永康学派，在解决了“夷狄之辱”问题后的治国过程中，一直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即卡在对理学“破而不立”这个尴尬意识形态构建场面的根源。
为啥当初选永嘉永康的学问？
答，这是战斗的学问，是靖康耻之下催生的的学问，是符合前朝末年现实的，是大顺拿大义的。
拿了之后，到治国的时候，这玩意儿，都知道“霸道太重”。现在东虏已废，这种“霸道太重”的学问，怎么能作为正统呢？
当然，既然当初选了，那么现在，对大顺而言，实际上在“克己”还是“复礼”的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更接近大顺意识形态的，是“复礼”。
克己，然后复礼。由内而外，是一条路。
复礼，由外而内，制度构建，从而内外一致而复礼，最终自然克己，由外而内，又是另一条路。
也即是说，大顺自开国之初为了拿“大义”而选的意识形态，是着重“外”的。
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之下，在蒸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即便是实学派，也急需一个“成体系的外功”。
这个“外”，要和周礼类似，是一整套制度，法规、政策、所有制、甚至连利息多少都要考虑在内的。
故而，非常符合大顺实学派、又和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贴近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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