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任用亲属做台谏，以致蔽塞人主视听，恐非国之福也。故范纯仁、范祖禹应改任他职。”
论庙堂争论，作为质朴君子的司马光哪里是章惇的对手。
在章惇的坚持下，范纯仁，范祖禹被迫改任他职，要一个出任天章阁待制，一个为著作佐郎。
范纯仁有布衣宰相之称，作为范仲淹的儿子，他的政见一贯不变。一会儿被朝廷启用，又一会儿被朝廷踢出中枢，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了。但他反对新法是无疑的。
同时范祖禹更是跟随司马光多年，有他出任台谏，定是绝无宁日。
章惇走出殿外，也是长叹，他虽赢了一阵，但所为的也是有限。他只能将这二人驱出台谏，却不能阻止旧党等官员回朝之事。
……
二苏进京了。
苏轼倚在马车窗边，望着熟悉的街巷市井，眼底泛起一丝恍惚。这座承载了他半生悲欢的城池，此刻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温柔。
对苏轼而言这个时空，因受到章越照拂，所以并未遭到历史上的那等打击，除了有时感觉孩子不太会读书，除此之外倒也算得上平安喜乐。
为官者无外乎名利，权势，但苏轼不喜欢这些。
苏轼并不喜欢端起架子教训人，他天性自由，他厌恶官场森严的等级，更不耐那些虚与委蛇的应酬。与其在朝堂上揣摩上意，他宁可蹲在街边听贩夫走卒说市井趣闻。
所然而这份疏狂之下，却藏着士大夫最赤诚的担当。即便经历过诗案风波，他仍保持着“言必中当世之过“的锐气。朝中友人数次劝他莫要再作“逆耳之言“，他却总笑道：“若士人皆缄口，要笔墨何用？“
苏轼回京之后第一件事，便是面圣。
延和殿上，新磨的墨香混着殿中沉水香，苏轼伏在青砖上，听见帘后传来珠玉相击的轻响。
垂帘后的高太后面对苏轼。
“苏卿可知，当年诗案后你任何职”
苏轼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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