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董事长。董事长的第一责任，是保住公司的股价。儿子的事，排第二。”
杨成龙沉默了一会儿，把药袋放在膝盖上。“归根，你说，我们是不是太狠了？”
“狠？”
叶归根站起来，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
“刘子轩派人去杭州威胁林晚晚的时候，他不狠？他让德国平台解约‘天马’的时候，他不狠？他在克劳迪娅办公室里让你跪下来求他的时候，他不狠？”
“成龙，对狠人狠，不是狠。是对狠人怂，才是对自己狠。”
杨成龙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说不过他。
叶归根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像钉子，扎进去就拔不出来。
两个人走出医院。柏林的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雨，地面泛着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路灯和两个人的影子。
“明天回伦敦？”杨成龙问。
“不。明天去法兰克福。”
“去法兰克福干什么？”
叶归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串德文。
“克劳迪娅介绍了一个检测机构的负责人，在法兰克福。明天上午十点见面，谈认证的事。谈完了，下午飞伦敦。”
他把名片收起来，“你胳膊这样，能行吗？”
“能行。又不是不能用。”
叶归根看着他，摇了摇头。“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示弱？”
“等没人欺负我的时候。”
两个人拦了一辆出租车，往酒店开。杨成龙靠在车窗上，看着柏林的夜景从窗外掠过。
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施普雷河——那些他在历史书上看过的地标，在夜色里沉默地站着，像一个个不说话的老人。
他突然想起了军垦城。想起了后山的那座墓碑，想起了爷爷书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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