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一度货币匮乏，但仍有接近三成的贵金属用于其他用途，古代就更不可能了。
以大夏朝来说，他们甚至就连收走的25%榷税（以铜块折抵），也不可能全部拿去铸钱。因为铸铜钱不一定赚钱，有时候就是亏的，在铜钱上收铸币税老实说是有点难度的，除非你铸造那种扔地上一摔两半的劣钱。
但剩下的75%，也不一定就全部做铜器了。
朝廷有时候会拿出一部分粮食、布帛采买铜矿，就地铸钱运走。这种情况一般多发于铜坑所在地，也是一种消耗不便长途运输的实物税的办法。
总之，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与其铸铜钱，不如做成铜器出售，因为收益更高。
矿监就有很强烈的铸造铜器贩卖的冲动。但作为政府，你又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货币匮乏的窘境，有时候就得捏着鼻子铸造铜钱，投放市场，缓解钱荒。
“江西九矿监，一年产铜几何？”
“回陛下，同光七年共产铜八十余万斤。”
“太少了啊。”邵树德默默算了算，然后说道。
铸钱是非常费铜的。
唐玄宗那会，最多一年铸造了32.7万缗开元通宝，费铜二百多万斤——算上其他消费，当时一年大几百万斤铜的产量还是有的。
但这就够了吗？还是不够。
比起盛唐，晚唐的金银乃至各类消费品如茶叶，产量大大增加，是超过天宝盛世的水平的，铜则不然。
唐宣宗时，仍在运营的矿监只统计到66万斤铜的产量。
五代略微有所下降。
北宋一统后，铜产量立刻爆发式增长，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已经达到1461万斤，超过唐玄宗年间。
大夏朝去年只产了三百万斤铜，还不如唐玄宗那会。主要原因是北方的铜矿历经唐代开采，大多面临储量枯竭、产量下降等严重问题——这还是在新加入了云南、辽东铜情况下的产量，不然还要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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