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知识性的垄断，也就很容易形成父子相传、对某种吏职的垄断。
史轸从他的祖父到他父亲到他；在他祖父之前，史家甚至就有几代先人在兵部及前朝兵部任吏，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而历朝以来都有任命士臣修撰经义的传统，但大量的资料搜集、考证，乃是实际的编撰工作却都是由具体的吏职去做。
这也就容易形成深厚的家传家学。
大越修撰《武经总要》，初衷是希望文武将吏都能系统性的学习、学握军事知识。不过，在以文御武、以文治武的祖宗法限制下，《武经总要》成为士臣纸上谈兵的依仗，而真正有着统兵作战经验的禁厢军将领，却很难参与到军事决策的讨论中来。这使得大越文武将吏对军事知识的学习掌握，是极其流于表面的。相比较之下，史轸及其父祖作为武经总要的实际编撰者，即便他们没有实际的统兵作战经验，但他们在编撰时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需要掰揉碎了后反复的考证、研究，因而他们对《武经总要》的研究、理解，远非那些纸上谈兵的士臣能及。
徐怀坐回案席之后，盯着史轸，说道：“史先生说对兵事略知皮毛，我却想听听所谓的略知皮毛，如何叫史先生身在应州感受到有垂堂之危？特别是刘世中、蔡元攸今日说到借兵，又是怎样的略知皮毛，叫史先生立时有如坐针毡之感，迫不及待想抽身逃走？”
史轸见众人都盯着自己，也只能破罐子破摔，一改之前的谨慎猥琐，饮着茶说道：
“蔡元攸等人以为赤扈人蛮族也，新得辽东数千里之地都难以掌握，对南面不可能会有领土上的贪念。他们畏大同残敌困兽犹斗，因此有借兵之念，实属正常。这也是与联兵伐燕是一脉相承的。王禀相公极力反对，但在朝中也是孤木难支。赤扈人数度遣使秘密抵达汴京谈联兵之事，负责招应之胥吏，我也相熟，闲暇茶酒间会谈及赤扈的一些风土人情。而我朝几次秘使归来，也都会有实录呈禀御案之上，最终归档时，我们这些院司的小吏也是有机会一睹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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