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的妻子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寻新欢，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在身体上找寻新的爱人”。
当时候因为陈仲甫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其经济来源主要靠《独秀文存》的版税和稿费，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常常弄得生活拮据，这就不得不使高君曼感到怀疑和困惑，同时也为家庭的琐事感到烦恼。
与此同时，组织上也有所察觉到陈仲甫先生的不对劲，也有过关心询问，但他总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抠不出来，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
更有甚者，1926年1月初，陈仲甫突然失踪了——没有到机关看文件，连秘书也恐慌起来。
秘书报告瞿秋白、张国焘等负责同志，他们也深感惊愕，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四处查寻，但也未觅得踪迹。
于是，大家绝望了，以为陈仲甫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
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
“老头子（陈仲甫）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
而他的长子，当时时任广州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父亲写的文章呢？
陈仲甫身为***，失踪非同小可，如果被国家民众党右派分子陷害，事情可就大了。
于是，秘书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感到事情不妙，后果严重。
同年2月，在燕京召开的华夏中央特别会议上，第一项议程竟是讨论陈仲甫“失踪”的问题。
不料在会议期间，陈仲甫突然发来电报说：“已能扶病视事。”
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可算是有了消息。
大约一个多月后，陈仲甫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突然来到机关，使同志们既惊又喜，不禁七嘴八舌地问他：“陈仲甫***，你到何处去了？”
他笑着解释说：“生了伤寒病住进医院，以为会很快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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