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是被人穿了小鞋，想要去按闹分配，但闹过几次才发现，原来开除他的组长也下岗了。
他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的问，从惶恐到绝望：原来所有人都下岗了。
老尹开始关注起新闻，看有没有人替他主持公道，报纸上总是有大嘴巴的。可是，当时的声音就只有一种。在那熊猫牌的黑白电视上，痛诉他们落后于时代，是国家的大包袱，不下岗是不行的，要有勇气有自觉下岗，老尹气得想砸电视，但是舍不得砸。
那些大的道理，老尹并不明白，他明白的是，自己的收入降低了，地位也降低了，不仅仅不再因为炼出钢受到尊重，相反，在新闻的引导下，旁人只觉得他是坏了大局的蛀虫。
工人们聚集在厂区门口，等待着承诺的下岗费，好撑过艰难时刻，然而，却得到双职工家庭只能拿一份的消息。
老尹无所谓啊，火速离婚，打算拿两份，拿了再结回来。
结局不像想象的美好，他最终连一份也拿不到。有干部带着全厂一千多名职工的下岗费跑了，所有人一贫如洗。
气不过的老尹领头，带着其他工人们讨个说法，厂长请来了律师，竟然说，“你们要讲法律，不能乱来。”
工人们说，“我们被辞退的时候，也违了法，凭什么那时候不讲！”
厂长摇头，“此一时，非彼一时。”
又说，“你如果乱来，你孩子以后也得不了好，老子犯的事情，儿子来还。做的错事是要记入到档案的，记三代人——除非你移民当了老外，你行吗？”
厂长越说越快，越说越有底气，工人们张大嘴，无言的退去了。
钢铁厂的烟囱，伴随着老尹的骄傲，到他的咀咒，最终成为他过不去的坎儿。他把对生活的全部失意，和不满，倾注在孩子身上：这种倾注不是频繁的打骂，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苦心供养。
那年的冬天相当寒冷。家里只有老尹和小尹两个人，春晚上先是表演了“我不下岗谁下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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