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线，毕竟你收个三厘五厘，名份上也还是厘金。如果直接收到一分，那就是质变了，原来的名字都不好意思用了，岂不是得改叫“分金”？
增加商业税，反抗肯定会有，南方东林豪绅也不想自己的生意被盘剥。但只要沉家带头纳税，缴最大的那部分，再把郑家拉上，给郑家许诺一点政治地位，其他各省小商人，就可以借口特殊时期，以武力威逼了。
商人们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多收厘金以救国，他们只是怕被当成肥羊养肥了再宰，另外就是怕朝廷选择性的严格执法，对有权有势有关系的商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对没后台没靠山的商人严格执法，那样后台弱的商人迟早在不公平竞争中被挤跨。
众所周知，明末最终的问题，就是不管出台一个新政策，是往好了改还是往坏了改，最后到了执行层面，都会被拿来以权谋私——
就像几个月前，北京城鼠疫，崇祯让人推广火葬死者，减少传染源，这个思路没问题。
但最后执法的人，不是收黑钱把本该烧的尸体放过，就是勒索那些不该烧的人家钱，如果勒索不到钱就把不该烧的也烧了。
无论是该烧不烧，还是不该烧强逼着烧，都成了收黑钱敛财的手段，关键是吏治彻底崩了，大家都知道潜规则的威力，知道自己就算守法也没用，别人还会捞。
这种可怕预期固化之后，就催着人们尽快挥霍手中短暂的权力，一直捞到国家灭亡的最后一息都不停手。
所以同理，明末的商人并不是没有爱国的，并不是不能多纳税，关键是他们要看到执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
就好比一个高速公路网络，如果收费贵，但是对每个人都公平收，那就不会挤死遵纪守法的物流商，反正大家问货主收运费的时候都涨价好了。
怕就怕遵纪守法的人一直承担着高成本，而旁边有一群特权的可以跟收费站勾结，然后遵纪守法的人一涨价、生意都被有特权的抢走了，长此以往特权就可以挤死遵纪守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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