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定籍以纳税，是按照太祖时那样实际考核其营生，然后再定，还是任由其自行报籍？
按殿下的说法，为了防止牢笼百姓，这籍还不是定死的，允许下一代子女自行择业，甚至本人也允许去官府择业换籍一次，那么多半就是自行上报的了？
如此一来，新法初行之时，百姓或许还不明就里，不知农籍工籍究竟哪个实际税负更重，会按照自己的本业报籍。
但假以时日，多年之后，随着工价粮价稳定，百姓心中也都有一杆秤，他们难道不会核算出，到底是工籍直接缴纳的税钱多，还是农籍每年上缴的粮食更值钱？
而一旦百姓比价出贵贱，必然会出现‘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多’的那种籍，人口大量流失，改为‘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少’的籍贯。
比如若是粮食贵，所纳粮比所缴丁税高，则农籍纷纷转为工籍，哪怕事实上他们还是在种地，也会秋收后卖粮换钱、以钱缴纳工籍丁税。
若是粮贱，则情况又会反之，工籍纷纷转为农籍，哪怕事实上还在务工之人，也会拿工钱买粮、冒充农人纳粮。
何况朝廷所需钱、粮各有定数，无论钱多粮贵，还是缺钱粮贱，都会导致朝廷周转不开、军粮军需俸禄都有可能影响。难道最后，还要闹到太祖朝以实物发饷，或是张居正时强行折色么？”
不要以为古人就不知道“价格双轨制”的套利空间，会带来多大的趋之若鹜和混乱。
明朝人是经历过明朝初年的钱荒、不得不以实物发饷的。也见识过张居正一条鞭法时，因为必须缴纳白银，导致百姓卖粮换银，粮价因踩踏性出货而变贱。
史可法非常清楚，只要允许人民套利，最后肯定是奸商和人民中相对奸猾脑子活的人得利，而反应迟钝的笨拙良民受害，久而久之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作为传统道德规制下的纯儒，史可法痛恨一切的金融炒作套利空间，觉得只要新法引入了这样的因素，哪怕可以化繁为简，也会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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