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谈到寇盗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说寇盗，就是绕回海禁政策上探讨。
其实，如果谈政策甚或制度，赋役制度是比海禁政策隐藏得更深的结构性问题。
明代中后期，里甲制度的松解带来了各种人群逃逸及相应的赋役无法完纳问题。
面对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明廷毫无办法，只得“加派”，导致地方上“贱民”骤起。
基于地方不稳定的实态，典籍的表述中“贱民”勾引所谓的“倭寇”和“海寇”便成为普遍，继而再无“贱民”而全部只剩下“寇贼即民”。
由于兵也源于民，所以贼和兵又很自然地相互转化。
到了明末，即便是倭寇已经消灭，部分有想法的地方官企图恢复里甲制度，也已经为时已晚。
以宗族血亲为纽带，以妈祖等为信仰，驾驶小舟，往来于江南与海外之间，贸易与海上劫掠都是日常生活的常态。
在国家没有恢复常态，百姓没有出路之前，不可能解决。
尽管杨承应网罗了郑芝龙、施大瑄等海上强人，却也警惕他们背后的势力。
郑芝龙的族侄郑彩、郑联，施大瑄的族弟施大福等，他们仍然居住在老家，借着族兄的身份，从事着走私贸易。
这些贸易，为他们带来了巨大财富。
也同时埋下可能的祸根。
因此，早在郑芝龙投靠杨承应之初，杨承应就安排闽浙人陈豹乔装成马二到李魁奇麾下做事，后来追随钟斌。
事实上，马二确有其人。不过，在一次意外中死去。
耿仲裕南下时，打听到了这件事，并且做了充足的调查。
回来后，他将这些事告诉了千里目的负责人公孙晟。
公孙晟按照这一情况，将陈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培训，然后送到海外李魁奇的身边。
这一潜伏，就是长达十年。
期间一次联络都没有，直到最近。
陈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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