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历代史官们，在记述发生于圣唐821年新春的“西疆之乱”时，往往习惯将“水杉城攻防战”作为整个事件的起始点。
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圣唐皇朝和突厥帝国中的多位重要人物，尤其是镇疆系的高级将领们，当时都牵扯其间。出于对这些大佬的敬重，同时也考虑到他们对当时事态的种种影响，所以史官笔下的春秋岁月，自有一番独特的样貌。
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并非如此。
这场波及了西疆鬼漠三十六国，乃至包括帝都在内的中土世界，前后持续长达七年的“西疆之乱”，其实从圣唐818年便已经开始暗暗酝酿。
而大乱的真正爆发，则是以楼兰、疏勒两国的起兵反叛为开端的。
圣唐在经过了历史上三次对西疆鬼漠的大规模征讨之后，二十四代帝君李世伦推行大一统的治国方略，主张采取“怀柔安抚为主、重兵弹压为辅”的政策。
面对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西疆三十六国，圣唐设置使节团和官市署，并在重要地区安排驻军，逐渐兴盛了连通东西大陆的西疆商道，最终实现安定域外、繁荣经济的目标。
商路沿线的各个国家，均享自治权，圣唐朝廷只派遣象征性的兵力，用以保护商路安全，并且恪守本分，不干涉各藩国的王廷内政。
如此一来，即保证了圣唐在西疆的皇权影响力，又能与各国各族和平相处，维护皇朝西部地区的战略安宁。
不过，世间万物并非永远一成不变。
圣唐历799年，在突厥帝国大可汗山都伊默的策动下，二十个番邦属国借由宗教事端，发动了震惊西疆的叛乱。帝君李成文火速派兵平叛，之后又专门设立镇疆都护府，防止突厥再次渗透破坏。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唐朝廷、镇疆军与西疆三十六国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的发生着微妙变化。
镇疆都护府虽然依照旧例，不干涉藩国内政，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存在，西疆鬼漠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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