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的认知不到位的结果。
从中央集权制诞生开始，皇帝派往地方的官员实际上并不需要真的能够治理地方，更多的还是作为皇权代表，保证地方上的顺服，从而达成最终目的：收税。
说白了，封建时代的官员更多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威慑：
我未必能干成一件事情，但是我绝对能让一件事情干不成。
就像三省六部制诞生后三省倒腾来倒腾去但办事儿的六部岿然不动一样，封建皇权下真正支撑地方治理的是吏，历朝历代对此一直抓得很紧，导致“整顿吏治”都已经成了一個耳熟能详的名词。
在这个背景下，官员更像是地方上的代言人，皇权与地方的斗争本质上就是要努力争取官员的人事权，从而让地方官员成为皇权的绝对代表。
从汉初的勋贵入仕到汉武帝用察举制收权，再到后来的九品中正，地方和皇权一直都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一直到科举制诞生并且成熟，地方的人事任免才真正称得上被皇帝握在手里。
也有意见认为，科举制难度并不低，所以进士们不感恩皇权，只认为是自己凭本事题名，未必有利于中央。
但实行科举制的皇帝对此应该都是无所谓的，毕竟只要进士们不感谢勋贵、外戚、宦官、武将等等就行了，作为掌权者宁愿这些科举进士谁都不感谢，也千万别去感谢谁。
而这也是咱们前几期讲过的元朝的亡命之基，蒙古勋贵可以用吏进法任意点官，被点的官员自然会认为眼前的勋贵才是恩主，从而造成了元朝政令难出中央的结果。
从洪武六年废除科举制这个时间点看，疏远李善长这样的勋贵，重用胡惟庸这样的新秀，可以看作是对举荐制的预防以免权力重心向勋贵转移，但这样一个古老的制度在一个新生帝国复活，其造成的影响远超朱元璋的估计。
这里直接借用《明初洪武年间元代旧官吏荐举情况研究》当中的数据。
洪武年间三品以上官员合计422人，其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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