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和统筹创新、攻击经济变法的最根本杀器，就在于这一点。
儒家传统士大夫，不觉得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被发展的，天下财货就那么多，一切改革变法都是在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当然了，那些跟儒家经济保守派贤良文学打擂台的法家代表，自己也不争气，
从桑弘羊到盐铁会议，甚至一直到唐朝宰相杨炎搞两税法改革，甚至到明朝的张居正，他们没有一个能正面反驳“天下财货有定数”的错误观点。
他们也理解不了未来进入资本注意社会后，科技进步、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世界。所以桑弘羊等人说到底，也确实是在变着法儿分蛋糕，没有做蛋糕。
古代华夏改革派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打的，应该算是王安石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比张居正都更能打，他是试图从根子上论证“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和发展的”。
只可惜他的论证尝试依然不够严密，加上他用人方面有问题，用的都是吕惠卿之流的卑鄙小人，最后双方沦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意气之争。
不过，千古汉人儒家士大夫都回答不了的根本性难题，对于诸葛瑾来说，却不算什么。
对于一个有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让生产力总规模变大”，这可比古人容易得多。
谁让古代执政者数学都太差呢。
诸葛瑾甚至都不用讲大道理，他可以直接用胡人最熟悉、最心服口服的角度，抠细节算账。
只听他先谈笑风生地抛出一问：“你既是楼班部使者，又懂边市榷商，想必会算些账？也懂些牛羊畜牧？我今日不讲大道理，便以牛羊畜牧举例，你们总能听懂吧？”
那些胡人使者都是一愣，他们见惯了汉人士大夫动辄讲大道理，搞道德说教，却是第一次听说有汉人高官跟他们算账、谈养牛养羊的。
这事儿胡人可比汉人更熟，那是赖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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