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王拱辰等人也陆续上奏。
他们称苏良的奏疏乃是齐州特例，其他州府若参照齐州，必然会造成内乱。
此外，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此举令士大夫官员与铜臭为伍，逆圣人教化，应当立即叫停。
若官员都为铜臭奔走，则天下再无良官清官。
赵祯明白，这些其实都是场面话。
这些官员真正在乎的，是此例一开，士大夫官员们的地位与尊荣将会迅速下降。
就像一座酒店的大掌柜。
本来坐在柜台中悠哉悠哉地饮茶看账，突然让其肩头挂抹布，去门口热情迎客，还要弯腰擦桌子，脸面自然挂不住。
一日间。
赵祯便收到了三十多封奏疏。
大多数京朝官们都站在了夏竦、王拱辰那方。
这让赵祯不由得想起范仲淹在新政时，限制官员磨勘升迁，抑制恩荫制度时，官员们激愤的反对之声。
当时，是在砸士大夫官员的饭碗。
而今，则是让士大夫官员们没有那么轻松地吃这碗饭。
赵祯突然有一种错觉，其喃喃道：“朕怎么感觉变法似乎又开始了！”
……
就在这时。
王拱辰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良官论》。
此文的核心为：良官者，有知有德，不被铜臭所误，爱民而非自贱。
这篇文章，乃是为反驳欧阳修《官仆论》中所提的：官，民之仆也。
王拱辰认为，欧阳修是在恭维百姓，沽名钓誉，良官是百姓的父母官，而非牛马。
作为状元，他的文章还是非常具有蛊惑性的。
并且，他自掏腰包，命人抄写了许多份散发在民间，引得百姓瞩目。
一时间，汴京城的全民大讨论再次上演。
有人认为——
官员俸禄皆来自百姓税赋，理应做民之仆，而非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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