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郭桓案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司,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数百人被处决,虽然大部分处理的确实是贪官,但有小部分算是被无辜牵连的。
还有在洪武年间,地方官员赴京汇报工作时,因为路途遥远,文书信息在京城复核如果出现错误需要返回修改时间太久,效率太慢,通常携带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若有错误当场修改。
但朱元璋认为这是“上下相欺,国家法度何在“的欺君大罪,最后全国十三省、一百四十多个府的所有涉案官员全部被处死。
另外还有韩铎穿衣案,因为工作的时候穿了一件新做的绸缎衣服,被杖责八十,革职为民,衣服被当众烧毁。
以及双袜子案,一个县主簿下乡巡查时,接受了一位老农赠送的一双自己编织的袜子,结果被判枭首示众,家人被流放三千里盐城纪委监委。
后来到了朱棣时期,他有过之而无不及,重用酷吏陈瑛等人,推动官员互相揭发,而这些酷吏将检举当成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这也让初衷发生了改变。
甚至仅凭御史王彰在上朝的时候咳嗽了一声,就立刻弹劾他心怀冤望,是朱允炆的旧党,这是在怀念朱允炆。
最终王彰因此被罢官为民,回乡后抑郁而终。
能和锦衣卫相提并论的东厂就是在朱棣时期设立的,而且在这个时期,锦衣卫和东厂监察的对象不仅仅是百官,还有普通的百姓。
受到这两位的影响,后面的明武宗、明熹宗、明宪宗等,对百官都是采取高压政策,而且给官员的俸禄都不多。
甚至明宪宗还是折色发放,导致真正清廉的官员俸禄连养自己一家人都做不到,在明朝为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之下,赵鸿给官员们的待遇可不差,不说别的,俸禄这种东西足够他们养自己的妻女和在这住宅区的房屋。
因此哪怕是从原住民当中提拔起来的官员,也愿意兢兢业业的工作,这种氛围会更好一些。
住宅区里的官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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