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时间节点，一个是当时的局势，谁的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局势，或者说历史的合理性。
必须将方案嵌入天启年间（1621-1625年）那个特定的时间切面，同时考量明、后金、朝鲜、毛文龙及财政崩溃速度这五个维度的动态博弈。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崇祯登基之前。
天启元年，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明军野战能力被证明无法与八旗正面抗衡。
第二，熊廷弼与王化贞经抚不和，广宁之败导致明军彻底退出辽西走廊以东。
第三，毛文龙率百余人夜袭镇江，创造镇江大捷，在敌后开辟东江镇，这是明军唯一在战术上取得主动权的方向。
第四，作为明朝藩属，朝鲜是后金侧翼的巨大隐患。
第五，辽饷加派已开始，大明财政虽然尚未透支到极限，但已经亮红灯了。
综合这五方面的核心矛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野战打不过，国土守不住，唯一亮点在海上。
如果从这个结论来看，袁可立的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局势。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两人方案对局势的契合度，先说说说孙承宗，他的方案的核心逻辑是既然野战打不过，就用防御工事、专业军人来抵消八旗的机动优势。
放弃锦州以外无法防守的据点，集中力量修筑宁远—锦州防线，将后金骑兵堵在山海关外，这是以空间换时间；
用本地人组成职业化边军，解决客兵水土不服、士气低落的问题，这是以辽人守辽土。
这种方案对局势的契合度极高，也是唯一能阻止后金直接叩关的方案。
事实证明，关宁防线建成后，建奴五次入塞，四次被迫绕道蒙古，虽然对大明的破坏力极大，但至少建奴无法无法直接拔除大明的政治中心。
但有一个极大的缺陷，这个方案是纯防御方案，它不能收复失地，不能消灭敌人，只能将明朝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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