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怒意。
文官集团为了掌控军权、人事权、财权，把开放污名化为媚夷、通敌、失国体、坏祖制，把禁绝包装成守节、忠君、卫国、尊祖制，简直是愚不可及；
也难怪皇帝登基就下达‘敢有党争，不论原由，直接杀无赦’的禁令，也难怪在南巡时，对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团体都严惩了。
根由不是在阉党、东林、楚党这里，而是在百年前的。
也难怪朝廷镇压东西蒙古、收复朝鲜、东南半岛后会不惜耗费数千万两白银、承担着迁移路上可能大量死亡的风险下，也要迁移数百万百姓到各地进行同化了。
要么不打下来、不要，一旦打下来了，那就要彻彻底底的变成自己实际掌控的疆域。
“当然，也不是没有大臣反对，罢蒙古互市的反对大臣有大同总兵梁震、宣府巡抚王仪等，
他们给朝廷的理由是蒙古无布帛、茶叶、铁器，闭市则必入寇，开市则边衅息、军费省，俺答求贡非诈，实缺物资。
兵部尚书翁万达、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等主张开市为缓兵之计，争取整顿时间。
他们的理由是今日之势，非和无以缓其入寇，非开市无以和；缓之则我得修边、练兵、积粮，数年之后再图制虏。
可结果就是，梁震、王仪等人被嘉靖帝斥为畏虏、通敌，翁万达被严嵩排挤去职；
反对罢市舶司的官员更多，礼部尚书汪俊、礼部侍郎张昇等，他们的理由是：两夷相杀，非市舶之罪，罢市舶则绝贡路，绝贡路则走私炽，走私炽则倭患兴。
地方上的有浙江巡按御史欧珠、镇守中官梁瑶、广东巡抚林富、福建巡抚许孚远、御史郑晓等，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市舶之利，足以充国用、纾民困、通夷情，禁之则沿海民无生计，利归私枭、寇乱丛生；
最终的结果是欧珠、梁瑶等人被言官弹劾姑息养奸，嘉靖帝下旨切责，林富、许孚远、郑晓等人的奏疏一概留中不发。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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