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东家，你这个想法是对的，但不可行，耕三余一是特例。”
李定国摇了摇头：“这里面有四个因素，第一，公平与生存的博弈，这不是增产不增产的问题，是百姓生存权问题，
对于下游的农户来说，三分水不是为了让庄稼高产，而是为了让它保命 ，是为了在干旱年份勉强结出几颗粮食，让全家不至于饿死。
第二，从朝廷到灌区，谁也背不起变更制度的巨大风险，
三分水制度是经过长期实践，被上游、下游、大田、小农艰难接受的妥协产物，
变更后，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缺乏这样的公信力和强制力，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发生械斗。
这种械斗不是一个村子内的事儿，而是村子与村子、县与县之间的争斗，历史上的这种记载可不少。
第三，风险无法对冲，丰收或绝收，机会成本太高，
华夏几年的农业生产中，虽然发明了各种农具、灌溉器械、朝廷大力修水利设施，但说到底还是靠天吃饭，
规避风险是农民的最高行为准则，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将水均匀的分散到每块地里，即使今年收成都不好，每块地好歹还能打几十斤粮；
如果集中灌溉，很可能是被浇的那块地产了两百斤，其余全死了。
但万一今年寒冷呢？又或者冰雹呢？那集中灌溉的那块地就会被集中受灾，就意味着全家今年就彻底绝收，毫无退路。
又或者说今年的雨水还不错，那浇透了的地块水就多了，其他没有种的地就白白浪费了雨水。
大旱不是年年有，水也不是年年都非常缺。
综合算下来，一定是均匀的到每块地的总收成高于集中灌溉一块地的收成，风险也是最低的。
第四，雨露均沾与上漫下竭的矛盾，如果上游或条件好的村子把水集中起来浇地，就意味着下游的村子将完全无水可用。
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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