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特先生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了，双手平放在桌子上，“如过你来我办公室就是为了看我在干什么，现在你做到了！”
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其他事情，他立刻离开了。
会长这个时候才继续往下说，黛比这两天联系了一些在游行中受伤的人。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沃尔特先生一下子就变得警觉起来，“她要干什么？”
他其实也很清楚，这些受伤的游行民众是一个麻烦，所以在第一时间他就安排了公关手段来处理这些人。
包括帮他们锁定“施害者”的问题，强化“任何问题都应该追究施害者而不是其他人”这个概念，帮他们和医院沟通，帮他们去找银行询问抵押贷款的事情，也包括组织律师团队帮他们打官司之类的。
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出劳动联合会对这些游行示威民众的关心，同时也是为了把一部分责任推卸了。
不然什么都不管，他们肯定会找到劳动联合会身上，现在又恰恰是劳动联合会的重要时期。
其实每个人，包括沃尔特先生都很清楚，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先给这些人一笔钱，把他们的损失和医疗费用垫付了，然后他们再去想办法找回损失。
但同时每个人又很清楚的知道这不可能做到，或者说他们不能这么做。
罢工就像他们手中最锋利的匕首，能拿走别人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但同时匕首本身是不值钱的，一把匕首只要几分钱。
匕首用坏了，他们不会考虑着要去寻找一个磨刀的人，花上远超匕首的价格让磨刀的人去把匕首重新打磨锋利。
他们只会随手把匕首丢在垃圾堆里，然后再换另外一把匕首。
他们不可能让“打磨匕首”成为一种有迹可循的管理，也不可能为了一把不值钱的匕首弄伤自己。
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每个人又都知道，对错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意义，因为有意义的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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