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依旧表示不合作，态度很坚决。”
张远再度颔首，对她的办事能力表示认可。
这么问，对方即使拒绝，也可以确定的确在搜集关于我的资料这件事。
就像当年杨振宁回国偶遇正在研发原子弹的邓稼先。
杨老猜测老朋友在搞这个，但也知道直接问对方不会回答，因为这是机密。
所以在离开时，杨老问的是。
“华夏的原子弹项目有没有外国人参与？”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答案并不重要。
无论邓稼先回答有还是没有，都会证明华夏正在研制原子弹。
很多主持人也会这套，用陷井问题来套话。
你反应稍微慢一点点或者心虚了，立马就会入套。
律师再度开口。
“你说短期合作，买照片和稿件时，有没有提到自己会开出的具体金额？”
“我说了，会很高，高到让他动心。”
“我建议你之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说金额。”律师推了推眼镜，用最平和的语气，说着最残酷的话。
“单笔金额最好超过五千。”
“因为五千是发达地区敲诈勒索立案的门槛。”
“如果能到五十万以上就更好，便可以定性为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3年以上刑期。”
相当专业的划好了道。
给对方后路都算明白了。这就是法律工作者的可怕之处。
法律不光是盾，在有些人手中还是矛。
前几年非常出名的华硕芯片案就是这样。
一女的在帝都买了台华硕电脑，CPU有问题，维修后对方给她换了一块不能流通的工程用CPU，给电脑烧了。
这事里外里都是华硕有问题，可这女的去谈判时，在律师的诱导下给出了500万美金的和解方案。
目标是华硕年销售额0.05%的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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