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出境所需的公验、过所，按照唐制都需要州、县两级衙门办理，而今下放到了县、乡办理。
其内容繁琐，比此前下降了许多，且境内百里无需公验、过所的新规，也让城池就近百里的百姓方便了许多。
总体来说，刘继隆治下的五道百姓，自由度比唐治时期宽松了不少。
如今高进达又亲自开口，将邸司和报纸的事情交代出来，故此罗隐不免皱眉道：
“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
“殿下免除徭役，宽松过所，开放言论，鼓励杂讽，本该都是良策，然民愚易蛊惑，唯严刑以禁逸乐。”
“然殿下轻肉刑而重制，然愚民不可制，下官觉得……”
罗隐顿了顿，似乎觉得自己说的有些露骨，反倒是高进达鼓励道：
“你说的这些，老夫也曾与殿下说过，然殿下以为，轻徭薄赋使民安居，上无事而民自富。”
“民若自富，自然不愿生乱，而贫苦激民愚，富贵使民开慧……”
罗隐强调的是制度宽松带来的问题，而刘继隆强调的则是整个天下治理的问题。
罗隐觉得百姓都是愚笨的，容易受到歹人蛊惑，所以必须严明律法来禁止百姓逸乐，以此防止百姓无事生乱。
但在刘继隆看来，轻徭薄赋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而百姓安居乐业，加上衙门不折腾当地百姓，百姓自己就可以一点点的努力富裕起来。
只要百姓富裕，了解的东西多了，自然不会去做那些容易生乱的事情，倒是百姓贫苦，反倒容易铤而走险。
对此，罗隐自然是不敢反驳刘继隆的言论，但他心里还是觉得百姓愚民太多，需要严苛法律才能让百姓安分。
这倒也不是罗隐的错，毕竟罗隐见识到的世道，就是农民愚笨而易蛊惑，常常被歹人三言两语带上叛乱的道路。
时代背景在此，罗隐自然不相信百姓安居乐业就不会生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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