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说得对。”那人楞了一下道。
四方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纽约时报》的角谷美智子先发问了，她问的是余切。
“我从1985年就开始关注你。当时你提出了‘核废土’的主张，你说如果世界大战，世界并不会毁灭，毁灭的是人类。你还对日本的经济泡沫提出过预言，尽管那还没有实现……这是不是说，你是个很理性的人，对人类的发展你是悲观的。”
角谷美智子补充道：“你的身份也很多，我其实讨厌这样的人。打猎，运动迷，好斗，纪实作家……哪一个是你？这是否存在一些夸大化的表演，因为你知道西方社会喜欢这样的人。”
这确实是一个现象。
美国人更喜欢此类作家。这种人不是靠“勤能补拙”来写，而是在众多的特长之下，仿佛“轻松写意”的写出洞察人心的巨著。
到底是为何有这样的文化差异？
也许是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上帝给你的是你本来的天赋”，如果你把事情搞得特别辛苦，那么你便没有这种天赋，你却偏要努力，可见你是不敬上帝的。
“你其实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是否对人类感到悲观？我不感到悲观。我只是希望人类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其实是一种浪漫的乐观，像《地铁》的结尾那样，大不了都重新来过，这不是什么大事。”
“因此，投降的人不是我的读者。”
“第二个，日本是否会泡沫破灭？会的，只是时候未到。”
余切每句话都是猛料。
《时代周刊》的刘祥成最近因拍摄“中导谈判”前去冰岛了，这使得他错失了在芝加哥大学发生的对话。
邵琦却在这，她情不自禁抬起头，看着余切舌战群儒。
专业记者的素养，促使她要把余切的所有话记下来，但那好像不需要特别的用心，因为她已经忘记了角谷美智子问的什么，却清楚的记得余切讲的每一句话。
余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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