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开始觉得沃森人嫌狗憎，对他有一些利用的想法，现在却觉得此人复杂得难以评价。
几天后，余切开始频繁的面临离别。他的老朋友们纷纷离开国内。
新化社的记者邵琦即将去南斯拉夫，余切在机场送了她一程。与她一起的还有四位新化社和外交上的干事。
余切问她：“难道非要去南斯拉夫，非要去塞尔维亚吗？”
此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已经有明显的政局不稳的倾向。一般人认为，在红色阵营中，中国是那个不太听话的、总有自己想法的一员。
而实质上，南斯拉夫也早早的走向了这一步，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程度位于红色阵营的前几名，然而这个国家联盟贫富极其不均，没有明显的主体民族。
在其政治强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已经逐渐压不住内部的冲突，这里很可能成为新的炸药桶。
余切看得到，邵琦也看得到。
她和几位同事对视一眼，大家都笑了：“哪里不危险？新化社有十多个在非洲的记者，枪炮不长眼，非洲小国政府连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帐也不买！他们是不是更危险？”
余切把她拉到一边道：“韩大使没有帮你吗？他后来私下和我说，他承诺给你安排到美国来。”
邵琦道：“韩大使说了，可我还是不了！我要是不去，总有其他人去，还不一定学过塞尔维亚语，不如让我来。”
见余切还是忧心忡忡的样子，邵琦说：“我回家问了我丈夫，他支持我去南联盟。前些天，我才一岁多的孩子，她刚学会了说妈妈，什么事情也记不得……我更觉得我有这样的使命了，晚去不如早去。”
余切见状，也不好再劝说她。
只能叮嘱邵琦多关注自身的安慰，以及要关注余切之后写的。
余切暗示她：“我写的，还是有一些先见性的，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最后，邵琦送给余切一张照片。
这是余切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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