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面也会这么说——你完全在胡说八道！可是，你愿意为了中国学生发声的举动，还是很珍贵的。”
到这个时候，沃森的境况已经好了很多。他被塑造为一个脑子有点“轴”的生物学家，虽然说了许多怪话，但并没有明显的恶意。
余切这边则感受到了拥有一个巨大的友好作家网络的好处。
在这次事件中，拉美世界的作家表达出同仇敌忾的决心，大大提高了余切的知名度。
为啥拉美作家就如此有战斗力？
而其他地方的作家，看上去如同一盘散沙？
余切打电话向马尔克斯取经，马尔克斯谈到拉美作家的“从政惯例”：这些拉美作家善于引导舆论，并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政治家，或者预备的政治家，或者最起码也出自政治世家。
所以他们搞起斗争来轻车熟路，一呼百应。在五十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拉美作家都频繁发表社论，他们所在小国的巨大创伤、震动，反而有益于他们获得世界的关注。
马尔克斯说：“你现在知道我们还是有些力量的！你没有白来！”
“我这次真知道了！”
随后，从西班牙的马德里传来消息：余切因对聂鲁达的翻译，以及在西语世界的巨大贡献，他荣获了本年度的“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
这个勋章和泰王勋章一样，有相当繁琐的等级制度，余切所获得的是其中的第二等级。
他不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人，去年杨绛因为翻译了《堂吉诃德》，也被授予这一奖项。颁奖地在马德里国家音乐厅，颁奖者是卡洛斯一世。
他又要见到这个老家伙了。
同时，余切因《2666》这本书拿到了福门托文学奖，也将在此次授勋仪式中一同颁布。
福门托奖是一个相较“塞万提斯奖”更小的奖项，类比于日本的芥川奖——主要对那些刚崛起不久的作家进行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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