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太高”，给双方都留下了体面。算是一种“以退为进”。
问题在于：余切认为，路垚这不是以退为进，而是他知道自己的优缺点，诚实的给出一个方案。
朱生昌道：“余切这篇文章春秋笔法，故意把文坛里面的‘惯例’说得半真半假，让社会上的人，同情路垚的人来批判我们，简直是没有文豪的风度！”
周长义的脑子反倒是很活：他心里面想，古今中外的文豪，还真没有几个心胸宽广的，都是心胸狭隘之辈。
不然哪里会有“文人相轻”一说？
就是那些死了的，活人都想要比出个高下，更不要说同一时代的。
因此，周长义没有搭话。
他既然没搭话，朱生昌还以为周长义已经怕得要命，心里顿时怒了：虽然你余切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也不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吧！
周长义就算是个蠢猪，那也是我们的人啊，你怎么就没完了！
“我们都组织一场研讨会了，为了路垚，可以说就是做给余切看的。他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们，我认为他是瞧不起我们《当代》杂志！拿我们立威！”
“那个路垚也是不懂事，西影厂吃饭！请他来吃，他闹得大家不愉快！他小时候没裤子穿，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这能怪我？”
“路垚足足有八兄弟，没有饿死已经是运气好！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命运才是，他把钱拿来挥霍买烟，我本就看不起他！怎么反倒成了种贫穷的骄傲！”
朱生昌越说越愤怒，最终，他内心的一根弦断掉了，怒气冲冲的写了一篇批评余切稿件，也发在《文艺报》上。
余切在成就上简直是无懈可击，至少在中国无懈可击。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言，朱生昌认为还是可以掰手腕的。
他就向余切对“军旅文学”的见解发了炮：
“有的人是全才！他什么都知道！写知道，如何赏析也知道，现在，如何指导人写，也知道了！建国三四十年间的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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