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不变，他们会让远亲或奴仆当白手套，改了法令就直接让近亲下场。
其实都一个样，本质没变。
邓公武之所以同意，也是因为事情的本质没变，改不改禁令都拦不住的。摆在台面上之后，至少今后更方便查处——如果有人敢查的话。
什么提高工商税收，充实中央和地方财政，再借此让地方废除苛捐杂税。这个方法，只在工商业发达的府县有点用，对于广大落后地区而言纯属扯淡。
大明的地域发展极不平衡，落后地区的农民，负担会越来越重。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清查田亩和改革赋税，摊丁入亩也好，一条鞭法也罢，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
但没人敢对农业动手。
别看邓公武态度强硬，其实他也心虚，他也对改革农业毫无信心。
王安石和张居正之所以敢动手，那是因为财政困难不改不行了。窘迫的国家财政，催生出一批改革派官员，他们硬着头皮去变法图强。
而此时的大明财政，在多年未有大战的情况下，已经变得宽裕起来，甚至可以称得上盈余颇多。
既然没被逼到那个份上，支持改革农业的官员自然很少。邓公武找不到足够的同道之人，他再有一腔热血也是白瞎。
聊了几句变法之事，朱棠溪问道：“六郎改进水泥可有眉目了？”
谢衍放下筷子说：“正为此事而来。我需要搭建水泥窑做实验，而且不止搭建一座两座。挺费钱的，但我手里的钱不够。”
“需要多少？”朱棠溪问。
谢衍说道：“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一千贯肯定绰绰有余。搭窑的地皮找李家借用，实验水泥的物料他家也有，其他原料我也请李家帮忙购买。事成之后，我免费让他们使用十年专利。”
朱棠溪问道：“要做多久的实验？”
谢衍摇头：“说不准。可能一个月，可能要半年，甚至可能是一年。我现在只有大致的想法，更具体的细节，全都要通过实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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