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
“第二是国家财税危机，工商税入增加，但依然入不敷出。国家主导贸易和市舶司收入，在经历明西大规模交易的热络后，已经开始明显下降，这里面有贪腐也有走私贸易的重新崛起，南洋和广南、勃泥的贸易监管要提上议程。”
重启朝的税收就很拧巴。说是不准加税，废除了多项赋税，陕西不仅搞交税退税的形式主义，还出现了以税赈灾的千古奇政，老百姓装一碗沙子交税，当场退税两百通宝。
但与此同时，商税三十税一的“祖制”被彻底扔掉，奢侈品一税一、一税二的“苛政”都出来。万历收不上来矿税，重启敢不交，皇店司连矿场都给你收了，反抗正好发配。
士绅优免没有公开说，但已经实际取消了，还有多地税，连义田、公田都要算税，还是重税。工商税更是乱七八糟的，钱不多，恶心坏了，因为新税目一天一个样。
一边减一边增，把士绅都得罪完了，你还说入不敷出。台下不少人都望向台上的大明“税阁老”孙承宗，老家伙还脸色阴郁，你早该滚蛋了。
“第三是南北发展的严重失衡，北方地区有些地方一个县都没有几个通宝，而浙直银元成山。朝廷在郧阳投入了巨量的银元，本来是想造福北方民众的，但这些银元很快又流回南直。”
台下不少官员都觉得这信王根本不通实务，人家山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又不需要用钱，你非得给人家送银元怎么回事。
南北差距是南方人擅长经营，十个手指还有长短呢，这种事怎么干涉。当然，大明大部分官员还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的，他们的解决之道就是把朱慈炅弄回北京。
皇帝回京了，财富自然会跟着皇帝流回北方。这种想法，在某些方面来说，其实还是正确的，但真正系统性思考南北的人非常少。
“第四是气候异常和人口增长带来粮食危机，大明这几年的储备粮食一直处于红线以下，海外购粮也逐渐减少。这个问题不解决，江南的繁荣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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