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紧锁：“李书记，北方工业集团在我们省的投资规模不小，涉及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是省里‘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支撑点。
如果核查……尺度如何把握？会不会引发企业疑虑，影响后续投资和项目进度？
甚至可能波及产业链稳定？”他的担忧很现实，经济部门和政法委的视角天然存在差异。
国资委主任周建军也谨慎补充：“北方工业是央企，它的很多决策和合作模式，有其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划和审批。
我们在核查中，如何界定哪些是‘不规范操作’，哪些是经过上级同意或默许的‘特殊安排’？
这里面的界限很模糊，操作起来难度极大，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冲突。”
检察院检察长王振涛从法律角度提出疑问：“跨省核查，涉及管辖权限问题。如果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是按属地原则移交当地，还是由我们牵头协调？
取证难度和协调成本都会非常高。而且，这类企业往往有强大的法务团队，反调查意识很强。”
高院院长李国华则更关注程序：“如果最终需要司法介入，这类案件往往极其复杂，证据链条要求极高，审理周期会非常长，社会影响也巨大。
前期摸底必须极其扎实，法律适用要格外精准。”
公安厅长徐昌明一直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眼神锐利。
等几位经济口的领导说完，他才沉声道：“如果确实存在违法犯罪，不管涉及到谁，有什么背景，该查就得查。
但就像各位说的，难度在于，如何在不打草惊蛇、不引发剧烈震荡的前提下，拿到真实可靠的证据。
这需要非常规的侦查思路和高度保密的行动部署。”
李毅飞安静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没有打断。
他知道，这些担忧和困难都是实实在在的。
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李毅飞才缓缓开口：“各位提出的问题，都很关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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