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明白二位的好意，只是家里和兄长的事未决，大理寺给的期限又不足二十日了，若不拿出点雷霆手段，怕是咱们的生意都要交出去，大家以后都没有好果子吃。为了兄长，也为了大家，我一定要搏一搏。”
叶员外听了，点头道，“几次听大郎夸你聪明机灵，若是你心里有了盘算便好，白家在汴京铺子上的人，还有家里往来的商户，都是他经年用的老人了，都是好的，我们都可助你。”
白玉堂听了，谢过了叶、庄两位员外，又拿出白锦堂的账册，以上面记载的庆历三年九月的香药为例，向二人请教，“我想问两位，香药从口岸入关后，是否有货物折损一说？”
庄礴明是汴京香药铺子的主事人，他也最了解香药入口岸的情形，他回答道，“市舶司素来有报损的‘规矩’，但比例不可过高，以免商队的利润被压低。你们也知道，杭州市舶司是唯一一个不受地方转运使管辖的，没有了约束，很多事，他想怎么做，便怎么做。”
白玉堂是个聪明人，听到这里，他已猜到了七八分，“那账册上没有记录的5斤香药，便是被市舶司以报损的名义拿去了吧？这么大的事，为何从没有人告过他？”
庄员外道，“几年前，曾有人告杭州市舶司曾失岁课20万缗，但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说到底，若不是在漕运上做手脚，丢失的货物，如何能运得出去？”
白玉堂听到漕运，脑中如同一道闪电划过，“今日凑巧，瞧了一眼死了的漕运官私下的记录，是庆历初年到庆历四年两浙路漕运的货物清单，他特别在我家船队运送的茶货和香药这两处作了标记，难道是想说些什么？”
叶、庄二人瞧了白锦堂和徐评的记录，又对比自家店铺的账册，叶员外皱起眉头，“奇怪，我们铺子里的账务同大郎所记的不一样？而那死了的漕运官记录却又和大郎的相同，这是为何？”
庄员外翻来覆去看了，突然一拍大腿，人跳了起来，“哼，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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