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回答。
苏砚坐在原告席上，目光紧紧盯着证人席。她的右手攥着笔，笔杆微微发颤。
薛紫英坐在后排，双手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
周教授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声音依然平稳：
“当年的事，是我判断失误。我过于相信当事人的陈述，没有尽到审慎核查的义务。”
“判断失误？”陆时衍看着他，“周教授，您教了我们三十年——‘判断失误’，是学生交作业时用的借口。您是老师，您教过我们，律师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判断之前先核查。”
周教授的目光微微闪了一下。
陆时衍没有再追问。
他转身走回原告席，从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走回证人席。
“那我们换个话题。”他把文件递给周教授，“这份文件，您认识吗？”
周教授低头看了一眼。
文件是复印的，有些模糊，但内容清晰可见——那是一份手写的信，落款日期是十年前，署名是苏砚的父亲。
周教授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认识吗？”陆时衍又问了一遍。
周教授没有说话。
陆时衍替他回答：“这是苏砚的父亲，在您代理的那个案子结束之后，写给您的信。信里他说，他知道自己输了，但他想知道——您明知道对方的证据有问题，为什么没有指出来？”
他把信翻到最后一页，指着最后一段：
“‘周教授，我不怪您。您是律师，要为自己的当事人负责。我只是想问一句——如果当年您指出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家老陈，会不会就不用跳楼？’”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苏砚低下头，看着面前的桌面。她没哭，但眼眶红了。
周教授看着那封信，久久没有说话。
“周教授。”陆时衍的声音很轻，“这封信，您收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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