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他说，“就是个普通的中年男人，在国企上班，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周末喜欢钓鱼。我那时候小，不懂大人的事，只觉得他话不多，但对我很好。”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几分：“出事之后，我才知道他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那些指控，那些证据，那些人证……所有东西都指向他，可我就是不信。”
“为什么不信？”
“因为他走之前那天晚上，还问我下次考试想考多少分。”陆时衍说，“他说，考好了带我去吃肯德基。那时候肯德基很贵，我馋了很久。”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如果真的贪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要等到我考好了才带我去吃肯德基？他为什么不带我去吃更好的？为什么我们家还住在那套老房子里，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
苏砚没有说话。
她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那个总是笑着把她扛在肩上的男人，想起他在公司破产前最后一次回家时疲惫的眼神，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砚砚，爸爸对不起你。”
她那时候太小，不明白他为什么道歉。
现在她明白了。
他不是对不起她，是对不起他自己。
因为他拼尽全力，还是没能斗过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
车子在一个农场门口停下。
农场不大，几排简易的平房，一片菜地，几棵果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喂鸡，听见车声，抬起头。
陆时衍下车，走到老人面前。
“李叔。”
老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车里的苏砚，点点头：“进来吧。”
两人跟着老人进了屋。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奖状——是很多年前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老人给两人倒了茶，坐下，点了一支烟。
“你电话里说的事，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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