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看着他。
灯光在他脸上。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灯光照进去，瞳孔缩成一个小点。脸上的线条不硬，但也不软。嘴角抿着的时候，下颌的肌肉会微微鼓起来。
“你呢。”她说。
“我什么。”
“你跟你导师。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陆时衍松开她的手。端起碗，喝了一口面汤。汤已经不太烫了，辣味沉淀下去，麻味浮上来。他咽下去，喉结动了一下。
“郑鹤年带我那年，我研一。二十三岁。”
他把碗放下。
“他是法学院的招牌。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讲案例，讲他亲自代理的案子。讲到精彩的地方，他会停下来，问我们，如果是你，这一轮怎么辩。底下谁也不敢接话。他会点人。点到我，我站起来说了。他听完，没说话。下课之后，他让我去他办公室。”
陆时衍的手指在碗沿上转了一圈。
“那天下午，他在办公室里给我讲了他代理的第一起专利案。讲了三小时。讲完，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做课题。我说愿意。”
他笑了一下。很短。
“那时候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苏砚没说话。她把碗里最后一口面夹起来，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他讲的那些案子，关键证据都有问题。”
陆时衍的声音变低了。
“不是证据不足。是证据被处理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有。我问过他一次。他说，法庭上的真相和事实上的真相，是两回事。律师的职责，不是还原事实，是让法庭相信你还原的事实。”
他把碗推开。
“那年我二十六。信了他。又信了三年。三年里，我替他处理了六起案子。每一件都赢了。每一件的证据，我都知道有问题。但我告诉自己，这是律师的职业伦理。”
他的手在桌上攥成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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