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手法’，具体指什么？”
薛紫英的手指绞得更紧了。指节从白色变成青色。
“指的是‘专利围剿’。”她说，“先由韩则鸣的关联公司以低价收购目标公司外围专利，再以专利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诉讼期间冻结目标公司的银行账户和资产。同时纪维舟那边会利用他在司法系统的人脉，把诉讼周期拖长。一般的中小企业，现金流撑不过六个月。等到他们资金链断裂，韩则鸣再出面‘纾困’，用十分之一的价格把核心技术和团队打包收走。”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只有女检察官的笔尖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您怎么知道这些细节？”
“因为我经手过。”薛紫英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害怕的那种抖，是一个人在撕开旧伤疤时那种忍不住的生理性颤抖。“去年五月，一家做半导体材料的小公司，就是用的这套手法。我当时是纪维舟的助理律师，负责起草专利侵权的起诉材料。我知道那些材料是假的。我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利对比报告’是找人伪造的。但我签了字。”
花白头发的律所合伙人摘下金丝眼镜，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光头的那个把两只大手交叠在肚子上，眼睛看着天花板。谁都没有说话。
“那家公司后来怎么样了？”女检察官问。
“破产了。”薛紫英说，“创始人姓周，六十二岁，做了一辈子材料研究。公司被收走之后三个月，心梗，走了。他的葬礼我去过。躲在最后一排，没敢上前。”
她把那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手抖得厉害，水从杯沿洒出来几滴，落在桌面上，慢慢洇开，像几个透明的**。
“周先生的女儿在葬礼上致辞。她说，她父亲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中国的半导体材料不再被外国人卡脖子。她说，她父亲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块实验样品。掰都掰不开。”
薛紫英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一下。很短，像一根弦被拨到最高音之后忽然静默的那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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