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来自一个陌生的海外邮箱，正文写道——苏总，您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我已联系上，对方愿意见面，但只能见一个人，时间地点由他定，三天内。
“我明天去见。”苏砚说。
“不行。”陆时衍的声音很轻，但拒绝得很干脆，“那个枪手今天在法庭上说‘温老师对不住’。这句话意味着温衍之背后还有人，否则一个死刑犯的口吻不可能对一个失势的法学教授这么恭敬。这意味着他们组织内部的纪律性远超常规犯罪团伙。也意味着，如果温衍之还在看守所里，而外面的人想要继续堵住你的嘴——”
“我说了，我去。”苏砚打断他，语气一样轻，一样不容商量，“你肩膀上有七针，你师父在看守所里等你明天去见他，你律所的两个合伙人今晚正在加班帮你整理下午枪击案的旁听者口供，你明天排了三件事，没有一件能推掉。”
陆时衍张了张嘴，发现她说得全对。
苏砚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不是得意，是一种很淡的、近乎透明的无奈。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声音从玻璃窗那边传过来，带着一点回响：“陆时衍，我父亲出事那年我七岁。他最后一次出差前给我煮了一碗粥，也放了红糖，跟我说等他回来带我去看海。我等到现在，粥会煮了，海我自己去了，但他没回来。”
陆时衍站起来，走到她身后。他没有碰她，他这个人不会随便碰别人。
“你知道今天那个人把枪对准我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苏砚转过身，靠着窗台，抬头看他。她的眼瞳里倒映着厨房昏黄的灯光，像是两颗浸泡在温水里的黑曜石，“我在想——如果我死在这个法庭上，我父亲的事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不能死，你明白吗——我必须自己去见那个人，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因为有些事，别人替不了。”
陆时衍沉默了好一阵。窗外远处是科技园区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把夜色切割成细碎的片段。他想起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写过的那句话——“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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