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不再拒绝。就像一个人被持续而温和的善意包围久了，警惕心慢慢磨钝，身体比意志先一步投降。
“今天上午十点有收购案的视频会议，”苏砚一边喝粥一边看日程，“下午两点法务部要做新专利的合规审查，你那边的人到了没有？”
“何晴已经在路上了。”陆时衍说，“薛紫英从伦敦发了份邮件过来，说巴塞尔的资金流向有新的线索，她整理好下周传回来。”
苏砚“嗯”了一声，继续喝粥。
薛紫英在半年前的终极庭审后去了国外。走之前，她在机场对陆时衍说了一句话：“我没脸求你原谅，但我会用下半辈子做对的事。”那之后，她真的一直在远程协助他们清剿资本余孽，发来的每一份材料都详实准确，像是在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赎罪。
苏砚对薛紫英的态度很复杂。她恨过这个人——不是因为薛紫英曾经是陆时衍的未婚妻，而是因为她在关键时刻的摇摆，差点毁了整个反间计划。但后来苏砚想明白了，人最难的，是在恐惧面前仍然选择正确。薛紫英选得晚了一些，但终究是选了。
“你打算回她邮件吗？”苏砚问。
“回。”陆时衍说，“公事公办。她提供线索，我确认收悉。”
苏砚又“嗯”了一声，把最后一只虾饺夹起来，看了看，放进嘴里。
陆时衍的目光从平板上移开，落在她咀嚼时微微鼓起的腮帮子上。他想起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苏砚，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陈述观点时语速极快、逻辑密不透风，像一把被擦得锃亮的刀。
那时候他觉得这个女人是铁打的。
后来才知道，铁的里面，全是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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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收购案会议结束。苏砚关掉全息投影，揉了揉眉心。
陆时衍还在会议室另一头跟何晴确认合同条款，声音低沉而平稳，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用食指敲桌面，一种法律人特有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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