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酱放多了。她嚼着嚼着，眼眶忽然发酸，不是想哭的那种酸，是某种被堵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松动了的酸。
陆时衍没看她，靠在车门上，抬头望着车库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管道。消防管、电缆桥架、通风管道，乱七八糟地交错在一起，像这座城市的血管。
“今天下午，薛紫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
苏砚咀嚼的速度慢了下来。
“她从国外打来的。说那边安顿好了，在剑桥旁边租了个公寓，窗户外头能看见一块草坪，草坪上有棵核桃树。”陆时衍的声音很平，“她说核桃树还没结果，房东说今年秋天可能会有。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像在描述别人的人生。”
“她还会回来吗？”
“没说。但我觉得不会了。”
苏砚把最后一口三明治塞进嘴里，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油渍从纸缝里渗出来，沾在她手指上，她用纸巾擦了又擦，擦到指尖发红。
“你有没有恨过她？”她忽然问。
陆时衍转过身，看着她。车库的灯光从他背后打过来，他的脸藏在阴影里，只有眼睛是亮的。
“恨过。三年前她取消婚约的时候，我把我俩的合照全烧了，连相框一起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他顿了一下，“后来垃圾车来了，把垃圾桶倒空开走。我站在窗前看着那辆车拐过街角，忽然觉得——我烧掉的不是照片，是我对‘信任’这两个字的最后一点耐心。”
“后来呢？”
“后来遇到你。”
他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苏砚低下头，把那团揉皱的包装纸捏在手心里，捏得很紧，紧到纸团边缘刺进了掌心。
“陆时衍，我跟你说件事。”
“说。”
“我爸破产那年，我十三岁。法院来封门的时候，我妈把我推进衣柜里，说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她的声音很平稳，像在念一份别人的卷宗，“我在衣柜里蹲了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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