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一顿地念了出来。
然后她抬起头,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文件上,看着陆时衍。
“陆律师,今天这场仗,我们怎么打?”
陆时衍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份文件,比第五稿薄得多,大概只有十几页。他把文件放在苏砚面前,封面上一行二号宋体字——
“关于追加被告女儿为证人的风险评估报告。”
苏砚翻开报告,第一页只有一句话,加粗,居中:
“若追加被告女儿为证人,其将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法律责任,而是舆论暴力。”
她把报告合上。
“所以你的建议是?”
陆时衍看着她,眼睛里没有熬夜的疲惫,只有一种很清明的冷静。
“我的建议是——追加她为证人。但同时,我会向法庭申请不公开审理,并对证人身份信息做匿名处理。这样做有两个后果。第一,导师会认为我们在威胁他女儿,他会乱。第二,他女儿看到匿名保护措施后,如果确实不知情,会选择说出真相。如果她知情——她也会因为这个保护而放松警惕,露出破绽。”
苏砚盯着他看了很久。
“你这一招,挺狠的。”
“跟你学的。”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个?”
“你在地下车库跟我说——你把自己活成一座牢。”陆时衍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来,把手肘支在桌上,十指交叉,“我在想,导师也给自己修了一座牢。他用学生的信任、同行的敬重、女儿的未来,给自己垒了一道墙。我们要做的不是推倒这堵墙,是让他自己从里面打开门。”
苏砚慢慢点了点头。
“然后呢?”
“然后,他打开门的那一刻,庭上会亮起所有的灯。他无处可躲,也没人帮他躲。那才是他真正开始交代的时候。”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苏砚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内线。
“张秘书,帮我联系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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