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这辈子只哭过三次。
一次是她爸破产那天，她把脸埋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肿得像个核桃，但她还是去上学了。一次是公司第一轮融资失败，她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对着窗外的霓虹灯哭，哭完之后擦干眼泪，把那份被投资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商业计划书重新改了一遍。
第三次，是她收到薛紫英从冰岛寄来的那封信。
信很短，只有一行字。但苏砚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指节捏得发白，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纸面上，把那个“梦”字的最后一笔洇开了一小团墨花。陆时衍从厨房出来，手里还端着刚煮好的粥，看见她在餐桌前哭，脚下顿了一下。
他没问怎么了。他把粥放在桌上，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旁边，抽了一张纸巾放在她手边。然后他就那么坐着，不说话，也不看她，像一个安静到极点的侍卫，只是守在旁边，等你哭完。
苏砚哭了很久。久到粥凉了，久到窗外的天从深灰变成了墨黑，久到客厅里那盏落地灯自动灭了又亮。她终于停下来，把那张信纸递给陆时衍。信纸皱巴巴的，被眼泪泡得起了毛边，但上面那行字还是清清楚楚的——字迹娟秀，笔锋很轻，像写字的人已经把所有力气都用在了活下去这件事上，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来装饰自己的笔迹。
“我在冰岛开了一家书店。这里天黑得很早，但我没有再做过噩梦。”
陆时衍看完，把信纸折好，还给苏砚。“你想去？”
苏砚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点头是因为她的确想去，摇头是因为她不知道去了能说什么。薛紫英是谁？是她丈夫的前未婚妻，是当年导师案里那个被胁迫着做了很多错事的女人，是在法庭上站出来作证然后远走他乡的污点证人。这个人跟她的关系，复杂到任何一个社交软件都找不到合适的标签——不是情敌，不是朋友，不是姐妹，而是一种更特殊的、更难以名状的东西。她们被同一场风暴卷进去，被同一群人伤害过，最后又被同一场审判救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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